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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病的防治机制与治理路径

来源: 未知 作者: 刘玉成 时间: 2015-11-12 16:55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国家领导人李克强也多次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依然会保持较快的城镇化速度。我国于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城镇化率进入50%~70%阶段时,也就进入了城市病的高发阶段。“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病会导致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等出现问题,城市功能无法正常实现,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近年来,我国各大中城市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吸引了较多研究者的关注,目前研究者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来探讨城市病的治理问题,而仅有极少数研究从微观层面对城市病进行观察和分析。对我国决策部门来说,深入实际、掌握城市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将非常有利于今后的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但目前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仍然非常欠缺。基于此,本课题组选择荆州市城区作为典型个案进行城市病的防治机制与治理路径剖析,以期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微观层面的观察和实证。

  一、荆州市城市病的突出问题

  1、人口向城区快速集中,人口流动性增大,城市容量相对不足

  荆州城区的人口增长具有短时间内快速增长的特点,虽然2003-2013年大荆州市总人口仅增加2%左右,但荆州城区人口累计增幅达到50%以上,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超过4%,显著快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快速城镇化阶段2%左右的平均人口增长速度。从全国城镇化率来看,2011年已突破50%;湖北城镇化率在2011也达到51.8%。而荆州市的城镇化率始终处于缓步推进阶段,2000以来城镇化率始终比湖北省低6~8个百分点,到2010年才突破40%。荆州市当前的城镇化现状一方面说明荆州城镇化还有较大的后劲和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荆州市的人口集聚效应存在滞后效应,提示我们荆州市的城市病高峰期尚未真正到来。

  从人口密度来看,2008年之后,荆州全市与市辖区人口密度的差距显著增大,表明人口有向市区聚集的趋势。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快速涌入荆州市中心城区,一方面加快了荆州市的发展和城镇化步伐,另一方面也给荆城区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承载压力,对环境、资源和社会服务、公共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本课题从社会视角考察了荆州市城市容量,认为需要从城市的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三个维度进行考量。

  自然容量。揭示了人口与城市资源以及大气环境、能源、污水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城市人口的数量、质量及结构等起着强制性的影响。从荆州市工业废气废水烟尘排放、汽车尾气、生活垃圾的处理等方面来看,情况并不容乐观。以废水废气排放为例,2004年以来废水排放达标率虽然有所提高,但废水总量一直在大幅增加;2010年以来,荆州市的工业烟尘产生量大幅增加,2010年比2009年增加近80%,2012年比2010年增加近50%。2012年工业二氧化硫的产生量比2009年增加近2倍。这些表明荆州市的环境污染出现了新的变化,导致荆州市的空气质量不容乐观,2012年荆州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在湖北省12个地级市中排名居第8位。另外,随着荆州市中心城区居住用地的开发殆尽,房地产业开发缓慢。这些对荆州市城镇化进程中企业数量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产生了限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荆州市兴建的基础设施数量不足以弥补城市市政建设的“历史欠账”,所以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公厕、垃圾桶的数量不足,部分背街小巷的建筑老化、常年失修,规范化的居住小区较少,大部分小区缺乏物业管理等。自然容量的限制将对荆州市城镇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经济容量。揭示人口与城市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水平、企业经济性质等之间的关系,对城市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及分布起着内生性的决定影响。荆州市经济在2005-2011年的大幅上涨之后增幅开始下滑,为了提升经济容量,需要从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进行创新。从现实情况来看,荆州市存在一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商业基础不完善的问题,这会限制更多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来荆州市工作、创业。因此,荆州市需要不断增强自身经济基础、调整深化产业结构、完善商业基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同时,政府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对本地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培训力度,提高人口素质。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荆州市可以完善吸引并集聚人才的政策措施,给予高层次和紧缺人才以安居、户籍落实、子女就学、医疗保障等方面的优惠和便利。高素质人才的聚集一方面可以提高当地的科研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能够改善当地的人居环境,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容量。揭示人口与城市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资源等之间的匹配关系,对人口在城市的生活质量产生影响。荆州市在“十一五”时期社会事业取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比如在社区教育、社区卫生等方面,但荆州作为一个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近40%且仍在迅速增长的城市,社会事业政策往往是面向户籍人口,而大量外来人口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其居住、生活消费方式、社会地位等与户籍人口差别较大。相对于政府兴建公共住宅和实施城市改建计划等措施,外来人口更需要的是政策和政府部门的协助,以便其能够获得资产、教育、保障和创业机会,并且和城市的经济体系建立无缝连接。只有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外来人口能平等地获得城市居住权利、社会保障福利、子女受教育权利,才能让外来流动人口将消费需求留在城市,实现更深程度的城镇化,而不是广泛存在的外来人口“半城镇化”。

  2、人口结构改变导致文化冲突与经济冲突加剧

  近年来,荆州市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集聚了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荆州市辖区2013年总人口110多万,其中户籍人口有70多万,其余有近40万的非户籍人口,占大荆州市总流动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荆州市辖区人口密度超过湖北省地级市平均水平,在12个地级市中居第5位。

  荆州市人口结构的改变表现在:流动人口大量增加,人口迁徙频繁,土著居民与外来人口的比例逐年缩小。人口结构的改变激化了社会潜在矛盾:(1)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冲突。一方面本地居民认为外来人口增多使社会治安和生活环境恶化,并加剧了就业竞争,增加本地居民就业难度;另一方面外来人口认为他们同样为荆州市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却难以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工资薪酬以及社会福利。这容易导致心理不平衡,甚至引发短期行为、越轨行为和反城镇化的过激行为,影响社会秩序。(2)本地居民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荆州市本地居民中相当大一部分为“失地农民”和“拆迁户”,尽管荆州市当地农民实现了市民身份的转变,但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户籍的变动,更多表现为对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那些习惯了传统农业种植的农民在成为市民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后,如果缺乏现代工作技能,将难以在城市中找到合适的岗位,这将构成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影响。目前在各还建的居民区时常会发生破坏绿化带、私自种植农作物的现象,就是一种典型表现。(3)土地和房屋拆迁的巨额补偿扭曲了居民间原本单纯的关系,加剧了居民间经济冲突。在拆迁中,很多居民为获得尽可能多的补偿,使出各种招数,不仅伤害了和睦的邻里关系,还有些甚至闹得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拆迁后,巨额的补偿使这些人一夜之间暴富,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3、城市规划滞后、城市发展理念陈旧导致城市建设无序、城市功能与安居不匹配

  在城市规划和发展理念方面,荆州市存在诸多问题:(1)缺乏成熟、完善和系统的规划体系。荆州市对地下管线建设缺乏统一整体规划,导致管线建设中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开挖道路,施工中频繁发生挖断管线造成水电运转中断、煤气泄漏乃至爆炸等事故。针对类似问题,《武汉市城市管理办法》(2012)对城市道路开挖进行规定。而荆州市缺乏相应的管理办法,仅在《荆州市城市燃气管理办法》(2013)中从燃气建设的角度对管道施工作了简要规定,缺少对各个建设单位的综合协调;(2)城镇规划的执行缺乏连续性和严肃性。2008年中国《城乡规划法》颁布以后,市域及以下区域城镇体系规划从以前独立的规划形式变为依附于城市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内容,导致城镇体系规划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下降。荆州市在城镇化发展中也陷入了“一届班子,一轮规划”的怪圈,导致城镇无序发展。(3)城市规划理念落后。荆州市目前形成了“哑铃”式的双中心城市结构。但是,荆州市城市发展理念仍然源于20世纪30年代《雅典宪章》中的功能分区思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这种城市发展理念的弊病暴露无遗,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的分离,让大量市民几乎每天都要在居住地和工作地间往返奔波,这不仅耗费了居民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加重了环境压力。在城市规划滞后、城市发展理念陈旧背景下,快速城镇化后的荆州市在未来进一步发展中将受到极大的制约,付出巨大代价进行旧城改造将不可避免。

  4、交通拥堵导致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下降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城市人口的猛增,荆州市机动车数量增速远远超过市内道路规划和建设的步伐,导致严重交通堵塞,特别是上下班和节假日出行高峰期,城市主干道交通拥堵情况更加严重。原因在于:(1)机动车数量迅速增加,导致道路需求猛增。2011年以来荆州中心城区车辆以每年1.2万辆的规模递增,2013年总量达到近10万辆。(2)城市道路规划和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荆州市辖区2011、2012年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分别为8.2、7.66平方米,在湖北省12个地级市中分别排第8、10位,远低于湖北省11.34、12.69平方米的平均水平,同时交通配套设施严重滞后于需求。比如北京中路是目前荆州最繁华的商业街,但停车场地极其欠缺。(3)市内交通基础设施配备严重不足。荆州市2012年万人公汽拥有量仅为6.45,远低于湖北省9.07的平均水平。(4)部分城市居民素质还不高,特别是部分由农民转变为市民身份时间不长、短期暴富者,处于炫富心理,更容易超速驾驶、开斗气车。

  交通拥堵给荆州市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1)交通拥堵使普通市民上下班的通勤时间无谓增加,既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也容易造成驾车人和乘客的烦躁不安和心理失衡,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率。(2)交通拥堵让居民和单位在焦急和等待中消耗大量精力,无法将全部精力和力量投入工作中,从而降低了工作效率。(3)交通拥堵加重城市空气污染。

  5、中心城区可供利用土地资源枯竭导致经济发展遭遇瓶颈

  2004-2013年的十年中,荆州市城市拓展缓慢,辖区建成区面积仅增加不足10 km2,增加率17%,远低于湖北省60%的平均水平,在湖北省12个地级市中仅排名第9位。荆州市目前面临土地供应紧张的困局,过多依赖城乡统筹用地指标,原因在于:(1)沙市区作为老工业区,新增建设用地紧张,而对老城区进行改造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保障;(2)荆州区面临古城保护的瓶颈,不仅不能提供新增用地,反而需要进行人口的外迁;(3)2005年以来粗放式的快速城镇化,使用了大量的土地优惠政策,透支了土地资源,而且城市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导致了土地资源无序开发,形成部分建设用地与发展方向不符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而符合城市长远发展的项目面临无土地供应的矛盾;(4)近十年的房地产热,催生政府将大量土地投入房地产开发;(5)国家宏观政策的制约。例如,荆州古城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外迁进行土地置换的方案由于受到国家“党政机关5年内禁止新建楼堂馆所”规定的影响而无法实施。

  在存量土地供应有限的情况下,荆州城市规模扩展只能采取建设卫星城的方式,但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在缺少国家专项资金投入、地方财力有限的制约下,建设新城区困难极大。目前土地问题成为制约荆州市今后发展的瓶颈:(1)土地资源供应紧张将对荆州市原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形成制约,不利于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改造。(2)在招商引资上,土地资源供应紧张使荆州市与周边其它地区相比不具备比较优势,这将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临近的宜昌市提出建设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必然实施资源、资本、产业、科技、人才方面的集聚,这将给荆州市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3)居住用地开发殆尽,不仅增加了后期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难度,也对政府财政产生一定压力。

  6、环境污染导致经济发展质量和吸引力下降

  近年来,尽管荆州市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但环境问题依然不容乐观。从空气质量来看,从2009年开始,空气质量指标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年日均浓度均呈现加速上升趋势,虽然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浓度尚低于国家标准,但可吸入颗粒物在2012年已接近国家标准,2014年上半年达到0.188 mg/m3,已大大超过0.1 mg/m3的国家标准。2010、2011、2012、2013年空气日污染指数达到国家二级以上标准的天数分别为338、339、335、315,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在2014年181个有效监测日中,荆州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到“良”以上的仅有61天。 这表明荆州市工业节能减排、控制汽车尾气排放和建筑灰尘污染的任务仍然繁重。

  从声环境来看,2009年以来,中心城区各功能区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分别为50.6、52.4、52.4、53.9、54.3 db(A),处于上升趋势,且环境噪声均超过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2类区夜间标准50db(A),交通干线噪声也超过了《声环境质量标准》4a类夜间标准55 db(A)。从2014年上半年的监测结果来看,夜间噪声仅3类区达标,其他功能区均有不同程度超标,而昼间噪声0类区和1类区超标尤其严重。

  从水环境来看,荆州市城区虽然在减排方面取得了较大改进,但辖区内的河流、湖泊污染依然较为严重。从2014年上半年豉湖渠、荆沙河、护城河等7个监测断面水质来看,均未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标准,主要超标项目为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除太湖港渠外其他水质均为劣V类。另外,作为荆州一景的护城河,水质严重超标,水体中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总磷、四项污染物指标年均值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标准,按照单项污染指数法评价,近年均为劣Ⅴ类,水质较差。

  荆州市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势必会影响荆州市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城市吸引力:首先,为保护生态环境,需要淘汰和迁移荆州市高污染的工业企业,短期内势必对荆州市经济带来负面冲击;其次,环保标准提高,企业将额外增加节能减排支出,使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短期内不利于企业盈利;最后,环境约束下,荆州市与其它临近区域之间的项目、资源和人才竞争将加剧。

  除了以上主要问题外,荆州市的城市病还包括:生活基础设施配置失衡导致消费和产业结构调整受到影响,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不合理导致供需矛盾、投资浪费,等。

  二、荆州市城市病的防治机制与治理路径

  根据荆州市城市病状况的调研情况,本研究认为治理荆州市城市病首先需要解决人口分布失衡、交通发展滞后、城市规划无序、文化冲突加剧这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改善其它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的防治措施和治理路径。

  1、促进人口分布均衡,缓解人口拥挤导致的城市病

  为了缓解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的城市病,其治理路径关键在于避免人口在核心城区过度集聚,引导人口分布趋于均衡,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相协调,并将公共服务资源在辖区范围内均匀配置:(1)逐步调整产业规模、结构和布局,将中心城区的功能进行分解和疏散,使产业集聚同人口积聚协调发展。通过调整宏观产业结构,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以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来提升区域的人口承载能力,宏观控制微观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规模以引导就业需求,减弱人口向中心城区聚集的动力。(2)布局公共服务资源,促进政府机关以及优质教育和卫生资源在中心城区的合理分布。合理进行老城区改造和新城区扩展建设,以政府机构职能归类为主线适当调整政府机关的分布,以优质教育、医疗机构的合理配置来引导人口的有序流动,促进就业人口及其家庭人口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均匀分布,形成多中心或组团式的城市布局,避免就业单位以及教育、卫生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布局不当、在城市中心区过度集中,从而出现交通拥堵、上学难、看病难等城市病。在未来的城市发展和建设规划中,荆州市应该通过适当的置换或重新布局,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在中心城区外围适度新建或引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以满足大量新增人口的医疗卫生需求,并提升医疗卫生资源的档次。(3)在湖北省发展布局、大荆州市发展布局中找准定位,努力构建差异化、有特色的产业结构,避免重复建设和趋同竞争,从而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同步、协调。从荆州市各区域发展来看,各区域发展并不平衡且产业特色和分工格局还在酝酿和形成之中,因此荆州市还有布局产业结构的时间和空间。

  2、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缓解交通梗阻

  和大城市相比荆州城区在交通问题上还处于可防可控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荆州市可以掉以轻心。与大城市整体发展不同的是,在未来城市发展中荆州市中心城区的外围辖区无法得到拓展,特别是荆州古城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这就限制了荆州市的整体发展规模,也意味着荆州市的交通治理路径不同于大城市整体交通治理。荆州市应着眼于现有城市规模,从城市内部挖潜和拓展空间,逐步缓解交通矛盾:(1)结合城镇化目标制定交通治理规划。荆州市当前正处于人口快速增长、企业数量激增、交通工具爆发性增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交通设施滞后是必然的,但是荆州市目前正处于旧城改造向新城过渡的最有利的发展时期,因此进行切实有效的城镇化和交通发展规划是必需的。目前最急迫的是对荆州市的人口、企业、交通工具、基础建设面积和投入等进行统计与预测,并结合邻近地区的发展规划来对荆州市的城市容量进行评估和预测,在此基础上制定交通发展的短、中、长期规划。针对荆州市的实际情况,短期内应着眼于挖掘当前交通设施潜力,确保城市交通顺畅和市容整洁规范,中长期应依托于荆州市的旧城改造,重新规划交通配套设施建设。(2)在土地开发的方式上应该将交通问题纳入考虑范畴。依据目前已经形成的城镇化发展特征,荆州市在未来土地开发的过程中要采取公共交通引导的土地开发策略,以现有公交路线为支线进行基础建设,避免在土地开发的同时产生新的交通滞后问题。依托交通线路进行土地开发也有助于减少市民个人交通工具的使用频率,达到用公共交通替代个人交通工具的目的,这将有利于减轻道路交通压力,缓解城市交通梗阻。同时,对轻轨和地铁交通等城市现代化交通进行前瞻性调研和规划,构建未来新的发展主轴线。(3)加强现有交通设施管理,提高利用效率,挖掘潜力。通过更有效的措施来管理己有的交通设施,可以最大化交通容量的可得化。短期内,在无法拓展交通设施的情况下,加强交通管理无疑是一种低成本、低技术且具有可行性的措施,这就需要荆州市各部门协调,成立跨部门的机构,并以综合的方式来负责交通管理。同时还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交通管理和交通设施扩容,比如,荆州市中心城区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关和居民小区,为了缓解中心城区交通矛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可以鼓励众多机关、居民小区向外来车辆提供富余停车位,交通部门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另外,鼓励非机动车辆比如自行车的使用,也有助于缓解交通压力,这方面可以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比如杭州市),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自行车投放、管理和站点建设,并加强政府和社会监督。根据已有的城市交通管理经验,在目前交通拥挤的城市,通过挖潜措施,道路容量可以提高30%~50%。(4)调节个人汽车的拥有量和使用量,减轻交通和停车压力。短期内,在不限制小汽车拥有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和价格调控尽量减少汽车使用量,既达到汽车使用越多分担责任越多的目的,又能以完善的公共交通保证交通的便利。中长期内,在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约束下对城市汽车容量进行测算,通过经济、法规等手段对车辆的数量和结构实行严控。

  3、正确选择城镇化模式和发展理念,系统规划、超前规划,避免无序发展

  荆州市应慎重选择今后的城镇化模式,避免今后城镇化过程中出现新的矛盾和瓶颈限制:根据荆州市发展规划,荆州市的近期城镇化模式应该是按照中型城市模式来发展,远期目标应该是发展成为大城市的中心。具体来说,荆州市应坚持城郊一体化的总体发展战略,以交通为轴线来推进新型城镇化,优化现有空间布局,开发建设新的城市功能,促进产业与人口分布平衡协调,坚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社区建设同步推进,实现城市与郊区融合式发展。

  在科学、系统制定未来城镇化规划的前提下,荆州市应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城镇化理念:(1)合理定位城市未来发展规模和特色。一些城市严重的“城市病”大多源于城市定位失当、城市发展模式一味贪大求大。荆州市的发展受区域自然条件限制,横向扩展受到长江、长湖的限制,因此只能进行纵向扩展,这大大约束了荆州市城区扩展的速度与规模。由此,目前一些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比如向外延伸卫星城,将居住、购物、休闲等功能进行分离,荆州市无法进行模仿,而只能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将重点放在发展城市特色上,尝试构建“主城市带+串珠型卫星城”的城市规模扩展模式。(2)在城市拓展上进行科学土地利用规划。在外围拓展暂时受限的约束下,荆州市要充分利用有限的内部资源并提高利用效率,在顺应国家和湖北省产业发展规划前提下,根据荆州市特色产业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的需要来使用土地资源,杜绝目前过多依赖城乡统筹用地指标而规划用地不足的现象。(3)城镇化要与产业优化同步,避免产业空心化。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城市产业的有力支撑,这样才能是城市具有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使城市居民能定居、宜居、安居。要避免产业空心化,首先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提高城市第一生产力的能级。在荆州市大力建设高新技术园区的同时,应考虑园区的科学技术支撑问题,充分利用市场功能和武汉地区的科研资源,加快科研成果向生产的转化,提升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其次,要大力发展产业高地,以龙头产业为主,以特色产业为翼,形成一主多翼的产业发展路径。第三,探索所有制结构创新,在深化公有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扶持和发展混合经济,鼓励产业结构改革与创新,同时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为产权交易和风险资金的顺利进出提供必要的平台。(4)培育城市特色,促进城市转型。在大武汉“智慧城市”发展的辐射下,荆州市的城镇化也应培育城市特色,促进城市转型。

  4、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促进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居民素质同步提高,缓解文化冲突

  荆州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本地人口之间均存在较为严重的文化冲突,这将成为潜在的社会矛盾,为解决这些冲突,荆州市应采取措施加强城市文化建设:(1)开展和谐文化建设,增强城市文化内涵。荆州市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应注意保护自然和文化景观,促进景观与城市建设的和谐统一,并利用传统文化来提升城市的人文内涵,利用模范效应和典型作用引导市民文明生活,推进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设。(2)完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不断梳理和完善公共文化体系,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建设,在文化产品推广、文化设施建设、文化项目的遴选与实施方面方面服从城市功能完善和城镇化推进的需要,充分考虑城市居民的需求,满足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逐步形成覆盖广泛、结构合理、运转高效、服务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3)大力发展社区文化建设和居民自治建设。一方面,要促进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交流,为不同文化的融合创造条件。充分考虑城市居民在文化需求上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使各种层次的群体都享有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和谐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市民。要促进社区居民将自己融入社区,通过民间社团、自治性组织以及志愿者活动等各种形式主动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与管理中来,形成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自治模式,同时政府通过政策和制度为社区居民自治创造条件,使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有制度可依、有公共空间可用、有上传下达的途径,由此塑造居民的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增强居民之间的沟通和团结,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4)培育市民生态道德观念。通过政策和模范效应引导市民培育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价值观、发展观,大力推动城市发展方式从消耗资源、破坏自然、牺牲环境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增长型转变。通过建立居民身心健康、家园和谐的生活氛围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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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主持人简介:刘玉成(1970-),男,汉族,湖北荆门人,长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数量经济学、统计学与城市发展。

 

主办单位:荆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荆州分院 技术支持:楚网 联系方式:0716-88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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